[68]参见前注[10]，尹培培文，第54页。

因此，新《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裁量要素。[53]丁玫：《罗马法契约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但是，民法学上的这一立场并非完全没有争议，非但国内民法学界对此众说纷纭，[38]在比较法上，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完全赔偿原则正在发生松动，尽管现今所有的欧洲法律秩序都是从完全赔偿原则出发，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在结果上僵硬地遵循这一原则。[31]因此，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似乎应当区分二者。[44]［日］圆谷俊：《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不过，采用概括性表达也存在较多问题，尤其是主观过错究竟包括哪些种类，有没有必要区分评价，区分标准是什么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讨论。[49]前注[43]，林三钦文，第136页。

（3）第33条第1款中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31]参见叶名怡：《侵权法上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及其意义》，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第87页。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中，民主始终是一条主线，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在1954年宪法中，确认了人民民主原则和人民享有的民主权利，确立了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国家政治制度。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何谓宪法的重要论述，亦揭示了民主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在立宪精神和价值追求上的共同点。在一个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如何更好实现人民民主，实现从人民主权到国家治理的无缝衔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疑是最优选项。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四、实践逻辑：坚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厘清四个关系作为我国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核心内涵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理论逻辑的最佳制度表达。一是，将民主作为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初步总结新中国的经验教训，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要根植中国大地，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主因素或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以法治方式在宪法轨道上全面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民主力量和民主智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两次国家权力分工来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与运行。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在第6条规定，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争取民主权利。

而其他国家宪法大多列举有居住、财产、教育等条件。随着执政理念的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逐步升华为核心价值观的层面。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宪法上的历史源流，要回答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宪法上的过去、现在的样态及其内涵的演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可以借助结构完整、设置合理的制度程序和实践形式，参与全链条、全时段的民主政治过程和国家治理当中，从而获得既定的民主成果可以看出，基于确认违法程序，行政行为的救济体系在我国呈现出明显双层构造。

此时，行政诉讼不仅在程序上作为行政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更会在实体意义上将行政赔偿的行为范畴限缩至行政诉讼的行为范畴之中。因此，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对超过诉讼期限的行为已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可依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三个月内就赔偿方式、数目等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其次，当上述途径已不足以将权利回复至圆满状态时，当事人方能请求以金钱赔偿填补所受损害。[17]杨建顺：《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26-39页。

更何况，基于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不同功能定位，二者在具体制度设置上也会存在不同。参见石坚强、孙雪：《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条件》，《人民司法·应用》2012年第24期，第97-100页。

[70]程明修：《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法学丛刊》2007年10月总第208期，第36页。[38]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89页。[29]如果说程序增设所导致的结果变化本就属于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那么确认违法程序对于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在实体上的影响则更值得关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将行为违法作为行政赔偿成立的前提条件，而就行政诉讼中的违法概念是否应等同于行政赔偿中的违法则存在一定争议。

简言之，在适用行政首次判断权时，应明确区分法院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与法院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后形成的结论。其中，法院以确认程序存在欠缺或者瑕疵而驳回当事人起诉/上诉的案件占到了55件，且在这之中涉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第二十一条第（四）项的21件更是全部被驳回。

[31]在制度形成之初，行政赔偿针对的是以命令强制行为为基础的统治行政，毕竟这类行为对当事人造成损害的情况最为常见。相关判决参见最判昭和60年11月21日民集39卷7号1512页。

[1]实践中，上述畅通渠道的修法举措已被明确适用于司法赔偿程序之中，确赔合一的处理机制在司法赔偿中已得以实现。[28]单纯从结果看，确认违法程序在实践中确已构成阻碍当事人获得行政赔偿的原因之一。

此时，前置的确认违法程序也似乎能顺理成章成为衔接具体案件中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的有效纽带。[66]2004年《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修订并增设了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规定了特定条件下司法有权优先于行政作出判断，体现出日本立法对于行政首次判断权的态度转变。[57][日]村重慶一,宗宮英俊編著：『国家賠償訴訟の実務』，春日井市：新日本法規出版，1993年，第140頁。[36]行政赔偿和行政诉讼在行为范畴上的不同规定也同样体现于我国立法之中。

另一方面，司法确认程序则将行政诉讼对于违法行为的判断结果直接适用于行政赔偿，并且将未被认定为违法的行为排除于行政赔偿的实体审查之外。参见郭修江：《行政诉讼判决方式的类型化》，《中国审判》2018年第7期，第10-17页。

在彭志林诉湖南省长沙县国土资源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其典型意义在于：……法院考虑到涉案政府信息是否应当提供，尚需被告调查和裁量，因此判决其重新答复，亦属对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尊重。[70]上述改革被称为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的相对化，其强调在特定情形下行政赔偿具备优先于行政诉讼就行为进行判断的可能和必要。

江利红：《论日本的课予义务诉讼》，《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4-146页。[12]沈岿：《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7页。